讀《詩經》：一詩泯恩仇，一詩起干戈

【資料圖】

詩，是一種用高度凝煉的語言，形象表達作者豐富情感。

詩乃文學之祖，藝術之根。詩是一種闡述心靈的文學體裁，詩人需要掌握一定的藝術技巧，并按照一定的音節、聲調和韻律的要求，用凝練的語言、充沛的情感、豐富的意象，高度集中地表現社會生活和人類精神世界。

孔子認為，詩具有興、觀、群、怨四種作用。另外，《詩》也是我國古代文學作品《詩經》的本名

先民在詩里，向人們傾訴文明初曙時的欣喜和恐懼。用詩的眼光來看中國，便有一個情之所鐘的詩的中國。

以此來看《詩經》，其風、雅、頌三昧，可以從“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中體味。

古代王者，設采詩官，征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由官府供給衣食，讓他們“振木鐸，徇于路”，搖著木鈴，一路走去，與人交談，在民間求詩，傾聽“男女有所怨恨”，王者足不出戶，便“盡知天下所苦”。

古人之于詩，似乎早就認定了詩不言福，而趨于訴苦，詩不娛樂，要有悲情。民有怨恨，以詩傾訴，男女“相從而歌”，詠悲傷之情，其怨恨，便風詩化了。

從西周到春秋，五百多年間，中國先民就這樣“詩意地棲居”。“天聽自我民聽”，采詩就是“自我民聽”，王在詩里，傾聽風，此謂國風的來源。

《詩》還有一個來源，廟堂之上，天子聽政，公卿、列士獻詩，這樣的政治，亦風雅如詩，故《詩》中，便有了大雅、小雅，而頌，則是莊嚴的祭祖歌。

古希臘史詩，以荷馬個人命名，而中國《詩經》，則為“國風”，是一國流行之風；一為獨吟，一是百人、千人傳唱，傳唱著風、雅、頌，形成詩的中國精神。

司馬遷說，古詩素材，原有三千余篇，經孔子編定后，僅保留了三百零五篇，除了詩，還有歌，孔子和他的弟子們，吟詠詩篇時，“皆弦歌之”，就保留了詩本來的傳唱形式。三千年前，就有三千多首詩，在黃河、長江之間傳唱，這是何等風雅！

到了孔子來編訂時，對詩與歌，都作了整理，而有詩有樂。

也有人說，儒家六經，現存五經，《樂經》就在《詩》里面。孔子編頌詩，就配宗廟祭祀音樂；編雅詩，就配宮廷禮儀音樂；編風詩，就配各國流行音樂。

詩與樂互動，孔子確立了“思無邪”的準則，選擇了“溫柔敦厚”的國風與民樂。風為“諷”，要人將內心的怨恨“諷”出來，但要有節制，也就是“禮節”，要“哀而不怨，怨而不怒”，所以說，“諷”，并非審丑，而是審美，“諷刺”便是“美刺也”。

賦詩至春秋更甚，而有“不學詩，無以言”一說。不但表達個人情緒要吟詩，表達國家意志也要吟詩，“先禮后兵”的那個“先禮”，也就是通過吟詩來辦外交。

春秋時期，一個好的外交家，要能在不同場合，吟出相應的詩，用詩禮來引導國際政治，維護國際秩序，有時，戰爭與和平，就取決于一句恰如其分的詩。

一詩泯恩仇，一詩起干戈，春秋時期的人們把國家納入詩的風雅，吟詩成風，而風化天下，“諷”之意味，即為風化。言志的詩，風化的詩，從內心詠出，成了各國之風。

孔子編《詩》，有十五國風。十五國地域，都在黃河、長江之間，大致囊括了當時的中國范圍，包括今天的陜西、山西、河北、河南、山東、湖北。周朝采風，雖未涉江南，但江南之于詩的中國并不陌生，當年，吳國公子季札至魯觀禮，樂舞紛呈，國風開顯，季子引詩點評，其格局之大，格調之高，竟不輸中原各國時賢。

歌詩，分“徒歌”與“弦歌”，“徒歌”為清唱，“弦歌”有樂曲伴奏。十五國風，均配以國樂，或婉約如清風一縷，或浩蕩似江河千里，多么壯麗的中國弦詩！

《詩》十五國風，一開篇，即“周南”“召南”。南，由鐘镈類樂器演變，而為樂曲之名，故稱“南音”，后來，其音失，形還在，就稱為“南”。或從地理言之，指周、召之風，自北而南，發于歧周，抵達江漢，是為南國，即“南土”“南邦”之謂。

周初，周公旦居東都洛陽，向東南發展，稱作“周南”；召公居西都鎬京，向西南發展，稱作“召南”。南下，是周的發展戰略，周人采詩，亦隨之南下，朝著東、西兩個方向進展，東南有楚，西南為巴、蜀，故“周南”為楚風，而“召南”則為巴、蜀風，此一說。另一說，傅斯年以為，南國者，從黃河之南到江漢。他指出，周邦之內曰“周南”，周畿之外，諸侯國風曰“召南”。他認為，南國稱召，是因為召伯虎，史稱召穆公，曾勸諫周厲王不要“弭謗”，并在周厲王共和執政中開始中國歷史的紀年。

無論如何，《詩經》是中國北方先民的詩歌，由儒家編集而成。即使是南風，也是北人南化之風，并非南方本土之風。

北人南下，得南國水土滋養，因而具有了全國的代表性，故《詩經》一開篇，南風居首，周人的國家理想，從黃河到了長江。

（本篇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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