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也有“插班生”？是的。
不久前，上海市教委發布通知，同意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華東師范大學等14所普通高校在部分專業中繼續開展招收插班生的試點工作。上海市普通高校在籍本科一年級優秀學生可通過考試，進入上述高校的相關專業就讀。
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將來臨。對于處于備考焦慮中的考生和家長來說，這無疑是一個利好消息，也是破除“一考定終身”的路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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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質上說，插班生制度就是轉學制度，是國內高校針對學生校際轉學開展的一項探索。”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北京大學教育學院研究員盧曉東說。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國高校，插班生制度開展至今已有20多年歷史，卻依然處于“試點”狀態，甚至試點高校范圍以及招收學生數量都沒有明顯擴大，仍只是上海獨有。這20多年間，國內高校也鮮有學生成功實現“轉學”。
小范圍內的“掐尖”
作為國內首創，上海市的插班生制度設立于2000 年，當年便有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華東師范大學、華東理工大學、上海財經大學、上海大學等 7 所高校參加。由于高考失利而未能考進名校的學生，由此有了二次圓夢的機會。
上海市某插班生試點高校招生工作人員李華（化名）告訴《中國科學報》，目前她所在的高校每年招收插班生名額為30多人。多年來，該項制度在學生中是很受追捧的，每年的競爭激烈程度不亞于第二次高考。從結果看，借助該制度進入學校的學生也頗具競爭力。
“早年未實施平行志愿時，‘插班生’很受歡迎，學院方面的評價很高。”她說，實施平行志愿后，“高分落榜”的考生大幅減少，但插班生“至少沒有拉胯”。
盡管如此，李華也承認，實施多年來，該制度“好像并沒有進一步擴大范圍的打算”。
事實上，在插班生制度實施10年后的 2010年，曾有媒體報道，復旦大學宣布將退出插班生招生考試，上海交大、同濟大學等高校也曾有過類似舉動。
至于原因，除了“平行志愿”帶來的沖擊外，有學者分析還包括較少的招生人數與學校在組織命題、考試、錄取及后續的學籍調整、院系安排等方面花費的精力之間不成比例，以及學生“插班”后，雖然學籍發生了變化，但有關部門下發給高校的“人頭費”卻并未隨學籍轉移，導致大學招得越多越吃虧。
此外，也有招辦老師向媒體透露，插班生考試就像一扇進名校的“小門”。每次考試，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未達到招錄水平的考生和家長覬覦。為此，學校不得不頂著壓力杜絕“條子生”……
有意思的是，僅一年后，復旦大學就宣布恢復插班生制度。但與2010年相比，該校的招生計劃和招生專業都有所減少——招生計劃從26人減為20人，招生專業從9個減為兩個。直至2022年，該校招生計劃也只有7個專業、28人。
總之，在實施20多年后，插班生制度依然局限于上海市高校這一小范圍內。根據濟南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宋旭紅課題組的統計，目前上海市高校的插班生年度招生規模不足 300 人，而且各校的計劃招生數參差不齊，其中東華大學2021年的計劃招生總數只有6人。
盡管如此，從全國范圍看，上海市的插班生制度目前依然屬于國內高校在學生轉學制度探索方面，少有的幾個“亮點”之一。
“在我們的統計中，目前國內高校之間的專升本制度是一種可通行并被認可的轉學制度。此外，可能就只剩下插班生制度了。”宋旭紅說。
值得一提的是，不管是“專升本”還是“插班生”，其本質均是為那些成績較好的學生提供二次選擇的機會。比如，插班生制度對于申請學生的一項基本要求是其在原學校的成績不能掛科。近兩年，各校對學生的成績要求有提升的趨勢。據了解，有學校要求學生的績點要達到滿績點的80%甚至90%。
在這種要求下，能獲得轉學資格的學生幾乎都是“尖子生”，以至于受訪時，有高校招生部門工作人員直言不諱地表示，插班生制度“本來就是一種掐尖”。
因而，如果一名學生由于不適應目前的學習條件或環境而希望轉學，通過上述渠道成功的可能性就非常低了。
在調研中，宋旭紅課題組成員、山東交通學院威海校區教師高源統計了一所“雙一流”高校、一所地方高水平本科院校、一所地方本科新建院校以及一所高職院校近5年的學生轉學情況，發現總共只有13個轉學事例。其中，因身體原因轉學的有8人、因家庭特殊困難轉學的有3人、因特殊計劃錄取1人，由于不能適應學習環境而轉學成功者只有1人。
“這是否代表著國內學生沒有這樣的轉學需求？相信稍有常識的人都不會得出這樣的結論。”高源說。
轉學制度的“時空盲區”
在盧曉東看來，自由轉學制度對于拔尖人才培養的重要性被大大低估了。
“高考時的學生只是處在人生的一個時間點。我們不能以固定的高考分數形成對學生僵化的判斷，進而框定其未來無限發展的可能，而是要通過靈活的轉學制度，為不斷變化發展的學生提供適切的學習機會和環境場域，以幫助其實現新的抱負和發展愿望。”盧曉東說，這就是轉學制度的哲學基礎。
在現實層面，靈活的轉學機制曾是我國高等教育的基本制度。比如1926至1930年間，清華大學招收的轉學生占總招生數的比例分別為10%、6%、18%、11%和21%。“作為大學升學制度的補充，轉學制度為大量優秀人才提供了良好的異質學緣，造就了大批創新名家。”盧曉東說，比如李健吾、錢偉長、李賦寧、鐘開萊、何兆武、林庚等學術大家均為轉學生。抗戰期間，李政道也曾從浙江大學轉學到西南聯大。
在一項研究中，盧曉東發現，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就讀本科的院士群體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曾有轉學行為，包括馬宗晉（由北京大學轉入北京地質學院）、戴汝為（由清華大學轉入北京大學）、劉光鼎（由山東大學轉入北京大學）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中國工程院院士郭孔輝，本科期間他曾先后在清華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和吉林工業大學就讀。
即便是當下，在美國等高等教育相對發達的國家，轉學同樣是其人才培養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2012年，美國發布的《高校學生轉學統計報告》研究了該國2006年秋季入學的約2800萬名大學生的轉學行為。結果顯示，約有1/3的學生在5年時間里至少轉學一次，25％的學生轉學次數超過一次。
2010至2011學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共招收123名轉學學生，占在校生數的2%。2019年，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收到的轉學申請人數達24121人，錄取5335人、報到3283人，占當年新生人數約36%……
“此外，目前在國內高校開展的中外合作辦學項目中，已經有大量學生跨國轉學的成功事例，對這些學生后續發展的研究已扎實展開。”不久前，盧曉東成功推薦一名北京大學本科生轉學至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目前國內高校之間的轉學生卻屬于“鳳毛麟角”。
同樣是高源做的一項調查——在搜集國內33所本科高校在5年左右時間內產生的轉學生數量后，她發現如此龐大的學生群體中，只有80多個成功轉學的事例。
“如果站在一個時空坐標系內觀察，我們會尷尬地發現——在時間坐標上，我們曾在歷史上有過靈活多樣且發揮了重要作用的轉學制度；在空間坐標上，目前國外也有著豐富的轉學經驗。但當下的我們卻似乎處在轉學制度的一個‘時空盲區’內。”盧曉東說。
“因噎廢食”之嫌
要想突破這一“盲區”，顯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作為從事相關工作的一線人員，李華直言，校際轉學目前并沒有一個可操作性的細則，導致很多基礎性工作很難開展。“比如，學生轉學必然涉及修改錄取新生名冊，但如何從轉出學校中的名冊中去掉名字，又如何在轉入學校的名額中加上名字，這樣的工作程序都沒有建立。”
然而，相比于某些插班細則的不健全，我國對于什么情況不能轉學卻有著明確規定。
比如，2017年出臺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以下簡稱《規定》）中，明確規定了6種不得轉學的情況，包括入學未滿一學期或畢業前一年的；高考成績低于擬轉入學校相關專業同一生源地相應年份錄取成績的；由低學歷層次轉為高學歷層次的；以定向就業招生錄取的；研究生擬轉入學校、專業的錄取控制標準高于其所在學校、專業的；無正當轉學理由的。
宋旭紅課題組曾對北京、上海、廣東、湖北等10個省份發布的轉學文件進行梳理，發現很多省份在國家規定的6個限制條件的基礎上，還作了更加具體的規定。比如，要求轉出及轉入學校均需審核學生轉學理由是否正當、證據是否充分，轉入學校還需重點審核學生本人條件是否符合《規定》。
除要求嚴格外，有關部門對轉學審批的設置不夠靈活。比如，各省級教育主管部門辦理學生轉學備案的時間一年只有兩次，其余時間即便學生有轉學需求也不會受理。
此外，現行的辦理程序十分煩瑣。“學校要出具證明，所在地的教育行政部門要協調將學生轉至同層次學校。學生要說明轉學理由，并獲得轉入高校的同意，同時審核轉學條件，還要通過校長辦公會或專題會議研究決定。”高源說，如果學生由于患病等原因要求轉學，還需指定醫院開具證明；如果學生家庭困難，還需要父母單位甚至家庭所在社區開具證明……
之所以設置如此煩瑣的程序，背后的原因也不難猜測——畢竟學生轉學背后涉及太多利益，稍有差錯就會有損教育的公平性。
2015年，湖南大學曾一次性接收17名來自湘潭大學、吉首大學等高校的研究生轉入就讀。但由于轉入和轉出學校排名差距大、學生轉學理由五花八門、未經公示等原因引發強烈爭議。最終，湖南大學承認在此事件上“把關不嚴”，決定撤銷相關學生的轉學決定。
該事件發生后，國內高校紛紛加大了對學生轉學的限制力度。對此，有不愿透露姓名的學者發出疑問：該事件的確暴露出高校轉學過程中容易出現問題，但如果因為“容易出現問題”就不進行相關嘗試，是否有“因噎廢食”之嫌？
“國內高校轉學制度不健全的背后，歸根結底是我們尚未認識到學生是變化發展的，也尚未認識到健全的轉學制度對于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重要價值，才會因為一些問題或顧慮裹足不前。”盧曉東說，只要我們認識到位，制度上的問題是可以克服的。
那么，克服這些問題的關鍵又在哪里？
從“考試”到“學分”
在研究中，宋旭紅發現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即無論是“專升本”還是插班生制度，最終的考查方式都是“考試”——普通高校專升本考試以筆試為主，大部分省份為省教育考試院組織的統一考試；插班生的考試內容和錄取方式均由高校自主確定，但基本以筆試+面試為主。
這種方式的好處顯而易見，統一試卷最能彰顯錄取的公平性，在此基礎上加入面試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差異性”。然而，這種方式的弊端也很明顯——學生的目的性太強。
此前，李華就曾聽說，某些社會培訓機構針對上海市的插班生考試開展過專門培訓，其針對性甚至可以具體到某一所高校。“此外，很多學生會在大一剛入學時就將全部精力投入到插班生考試的備考中，從而放棄了很多在原學校可以得到的資源以及基礎課程的學習機會，甚至會打亂學校固有的教學秩序。”她說。
更重要的是，這種掐尖式的考試方式針對的只是“成績好”的學生，無法解決轉學制度最應該解決的問題——如果我是因為不適應當前的學習環境而選擇轉學，該怎么辦？
這方面，美國的轉學制度可以提供很多啟示。
在研究中，高源發現，美國高校轉學制度的基礎是各類高校學分制教學管理制度的成熟，以及高校之間學分互認制度的完善，其價值體現則是對學生個性發展的尊重。
“美國特拉華大學機構研究辦公室的一項研究發現，該國95%的高校把學分當作記錄學生學習成績的主要方式。”高源告訴《中國科學報》，美國高校有非常詳盡的校際學分互認和轉學政策協議，具體規定了學分、課程之間如何對應和轉換。
以通識課程為例，美國高校通識教育的核心課程涵蓋了學生在大一、大二的所有課程，這些課程的學分通常可以從一所大學轉至另一所大學。美國的很多州均通過各種方式對通識教育核心課程作了相應規定。
“這一課程體系使學生在不同高校間進行學分互認、互轉變得相對簡單和順暢。”高源說，高校之間靈活、多樣的學分互認，具體細致的各種轉學政策和協議等轉學機制的良性運行，不僅使不同層級和類別的高校間加強了競爭與合作，還使教育資源得到進一步合理配置。
相比之下，“真正意義上的‘學分制’其實尚未在國內展開。”宋旭紅直言，這表現在國內高校的學分制通常是跟隨課程計劃的安排，不同類型和層次的高校之間沒有形成有效的學分銜接。“雖然很多高校聯盟都有學分互認的規定，但具體執行情況往往并不理想。”
對此，有學者表示，正是因為缺乏以學分作為紐帶的互認機制，才使得我們必須通過大量的限制性規定，保證學生在轉學過程中的“公正”“公開”，但這在無形中設置了太多壁壘。
“在提升認知的前提下，如何將學生校際轉學的關鍵紐帶由‘考試’轉變為‘學分’，這或許是我們最應該考慮的一個問題。”高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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