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貴峰
2018年12月28日，3輛運兵車、20名特警押解著江某等10名犯罪嫌疑人，抵達湖北省孝昌縣公安局。至此，孝昌“8·24”特大跨境電信詐騙案第一輪收網(wǎng)成功。江某等人沒有想到的是，他們的犯罪行為會讓家屬蒙羞，因為自己的照片登上了鄉(xiāng)里和村里的“電信詐騙恥辱墻”。為深化孝昌打擊治理電信詐騙工作，孝感市決定建立恥辱墻制度，所有電詐人員都要上恥辱墻。(1月8日《楚天都市報》)
對于給涉嫌電信詐騙違法犯罪人員設置“電信詐騙恥辱墻”的做法，大多數(shù)網(wǎng)友都表示支持、肯定，同時也有人對這種做法是否可能侵犯個人隱私等信息權利，存在一些疑慮。有人認為，“執(zhí)法機關行使公權力時，要尊重人的基本權利，‘恥辱墻’的說法也值得商榷”。
那么，設置“電信詐騙恥辱墻”究竟是否構成對那些涉嫌電信詐騙違法犯罪人員個人隱私權利的侵犯?答案或許是否定的。
強調涉嫌犯罪人員也享有隱私權，這當然沒有什么問題，也是有明確法律依據(jù)的。如我國《民法總則》、《民法通則》均明確：自然人享受隱私權等權利。但同時必須意識到，同樣依據(jù)我國相關法律，針對隱私權的保護，事實上也不是絕對的、完全無條件的。如依據(jù)《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不公開可能對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響的涉及……個人隱私的政府信息，可以予以公開”;再如，2014年最高法《關于審理利用信息網(wǎng)絡侵害人身權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在強調“不得曝光個人隱私”的同時，也同樣規(guī)定了這樣的除外情形——“為促進社會公共利益且在必要范圍內”。這實際上也就是說，并不是任何情況下、對任何個人隱私的公布，都屬于是侵犯隱私權，如在“為促進社會公共利益”等情況下，對相關個人隱私的公布，就不能算是“侵犯隱私”，而屬于是依法公開。
而上述湖北孝昌設置“電信詐騙恥辱墻”的做法，其中無疑存在十分明顯的公共利益。如通過該“恥辱墻”的設置，有助于更有效地揭露、震懾、預防電信詐騙違法犯罪。眾所周知，電信詐騙犯罪之所以屢禁不絕、層出不窮，一個重要原因正在于，相比其他許多違法犯罪，電信詐騙犯罪實際上是一種“不見面”的犯罪形式，具有更大的欺騙性、隱蔽性。這種犯罪特征背景下，將那些涉嫌電信詐騙犯罪人員的相關個人信息，以“恥辱墻”的形式及時予以曝光、揭露，顯然有利于更好地維護公共利益，避免更多的人受騙上當。而另一方面，對于那些違法犯罪人員自身來看，以設置“電信詐騙恥辱墻”的方式對其加以警戒，也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減少和預防此類違法犯罪，如通過家屬的勸誡，讓相關違法犯罪人員及時迷途知返。此外，目前上述“恥辱墻”的設置僅限于重點鄉(xiāng)鎮(zhèn)和村組，事實上也符合“在必要范圍內”的司法解釋。
當然，強調“電信詐騙恥辱墻”不算侵犯個人隱私，也并不意味著此類“恥辱墻”的設置是完全沒有任何邊界，可以任性為之的。比如，“恥辱墻”具體究竟應曝光哪些個人隱私信息，就不能完全沒有界限，應限制在與電信詐騙相關的范疇之內，不能無限擴大。另外，上述“恥辱墻”是否一定非得以“恥辱”命名，是否可以換做“警示”、“警戒”之類更中性的名稱，或許也是可以進一步推敲、斟酌。
漫畫/陳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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